目前，“双减”工作在治理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方面，已经取得明显成效，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大幅压减，“营转非”“备改审”完成率达100%，不再有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焦虑营销刺激家长。同时，也有一些家长反映，“双减”后课后延时服务时间太长，孩子放学太晚；不公布分数，没法有针对性地给孩子查漏补缺；明面的培训班取消了，私下一对一辅导没有停，价格更高，带来的负担更重。
“双减”的最终目标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，评价“双减”的成效，主要要看改革能否缓解学生和家长不必要的焦虑和负担，尽量避免形式主义、纠正扭曲的政绩观。治理校外培训机构，这是进行供给侧治理，而要给学生有效减负，还必须进行需求侧治理，疏导学生和家长的培训需求。如果不能有效疏导需求，培训就会转到地下和家庭，这非但不能减轻学生的负担，还会增加家长新的焦虑。
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是疏导学生需求的重要措施，但需要意识到，课后服务当前存在质量参差不齐、众口难调的问题。也有不少教师不满开展课后服务导致在校时间延长、负担加重，对此不能视而不见，需要从经费保障、师资建设、课程建设、学生自主选择等方面着手，建立开展高质量课后服务的长效机制。
导致学生负担重、家长产生焦虑的根本性问题，是基础教育过重的应试倾向，唯分数、唯升学、唯学历教育评价把学生“卷入”到升学竞争之中。“双减”也由此演变为家长间的博弈：自己减，别人不减，最终自己的孩子就会在升学竞争中“吃亏”，“在中考时开盲盒”。片面的知识教育，尤其是应试化的知识教育，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个性、兴趣和创造力，也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，这已经是我国社会的共识。可是，要扭转这一局面，却陷入了“剧场效应”困境——大家都站起来看电影，没人愿意主动坐下来。于是，公开的校外培训没了，家长却暗自给孩子找私教；严格落实“双减”规定的学校，会被质疑“对学生不负责”；举报学校违规的家长，也可能被其他家长边缘化，被嘲讽“自己的孩子不上进，还拖其他孩子不上进”。
因此，在推进“双减”的过程中，要读懂家长的情绪。当前，教育被赋予的“改变命运”的功能依然没有改变。如果孩子进不了好高中、好大学，就会被视为“失败”。这令很多家庭的教育焦虑无法从根本上得到缓解。唯分数论和唯学历论，制造了功利教育观，提高一分干掉千人，显现出竞争的残酷，也成为激励学生的励志口号。一些地方政府也按升学率来配置教育资源，存在严重的高考政绩观。因此，只有建立多元评价体系，给学生更多的成才选择，才能把学生和家长从过重的学业负担和培训负担中真正解放出来，相关工作还任重道远。（作者熊丙奇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）（来源：环球时报）
